中国人民大学与加拿大女王大学金融硕士聚焦 | 吴晓求新学期金融第一课：向着心中的目标前行

演讲者吴晓求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每年他都以“开学第一课”的形式，与研究生交流治学态度、学术方法，以及当下的学术研究和实践问题。2021年9月14日，吴晓求在财政金融学院2021级研究生新生专业第一课上的讲座持续三个小时，讲座由财金学院院长庄毓敏主持，以下为讲座全文：

作为学者，我们必须从底层逻辑去思考当下在历史性的关键时期下我国经济和金融呈现出的新问题。


主持人庄毓敏院长

各位研究生同学，大家上午好！按照我们财金学院的惯例，每一学年开始的时候，吴老师都会给财政金融学院所有研究生新生上专业第一课，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多年，非常感谢吴老师！相信大家对吴老师的了解是非常多的，百度百科介绍的非常详细，有需要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别需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在我国资本市场1990年年代建设初期，吴老师就是其中的参与者。在30年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中。在几个重要的节点上，吴老师的研究和政策建议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政策方面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个学者，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一个领域的研究，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难得的、非常少的。吴老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理解非常透彻，他领导的资本市场研究团队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一月都会推出一个资本市场研究报告，迄今已有25年之久。他们的研究在我们国家处于领先和前沿地位。
非常荣幸，今天吴老师在百忙之中来给大家讲新学年专业第一课。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每一次讲课吴老师所讲的内容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准备，都有很大变化。不是说每一次都拿同样的内容、同样的ppt来讲，形式和内容都有很大变化，都紧密联系党和国家重大关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希望研究生同学们能够认真听讲。预计要讲三个小时，后面站着同学还是挺辛苦的。下面，有请吴老师授课。


吴晓求教授：

一、形式正确的学术价值观

感谢庄院长的介绍。从2017年开始，我就跟庄院长讲，我可能很难每个课堂都去讲课，提出能不能把财政金融学院的研究生新生，包括博士生、金融专硕在内的所有研究生新生组织在一起，由我来讲新学年专业第一课，把我一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大家做一个交流，由此形成了财政金融学院研究生新生专业第一课这个制度。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和金融也呈现出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度思考。作为一个学者，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左右逢源，也不能仅仅是诠释，还必须从底层逻辑去思考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问题。这个底层逻辑需要理论功底。作为理性的研究者，我们不能强词夺理，不能以势压人，要讲内在逻辑。讲逻辑就是讲道理，讲道理主要是讲常识，不要拿一些专业名词唬人，不要用权威去压人。学术交流永远是平等的。
要形成学术研究的底层逻辑，年轻的时候就要注重基础理论的系统学习，学者学术价值观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当然要有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概括地的说，就是要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经济发展，顺应未来趋势，跟上现代文明的步伐。同时，还要善于判断是与非，是与非有时候会被迷雾所笼罩。如果没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正确的价值观，有时是难以看出是与非。大学教育，很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是与非的价值观。研究生教育除了要有是与非、善与恶的价值观，还要有基本的专业判断力，要有自身的专业能力。这就需要在本科、研究生乃至博士生学习的这10年时间里，要系统学习并研究前人具有历史进程意义的学术成果。
同学们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是幸运的。你们中有的可能还要攻读博士学位，所以，你们大致要在人民大学度过两至六年的青春时光。如果本科也在人民大学学习，那就要在人民大学度过十年时光。两年、六年或者十年，你们的任务主要是学习，千万不要把实习看得那么重要。主要是学习经济、金融乃至于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历史、哲学方面的名著。要善于读书、善于思考。人的一生最宝贵的就是从本科到博士生阶段的这十年，未来能不能成为一名学者，这十年至关重要。博士毕业以后，还有若干年，需要潜心研究。我希望中国年轻一代要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价值观和学术追求，不要被浮躁的社会所影响，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和不懈的探索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你们中有的可能从外校考来的，对人大还不是十分了解。她好在哪里呢？她有宽容的学术胸怀。人民大学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中国的一流大学，有些学科与意识形态很近，有些领域的问题也比较敏感，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并没有因为教师有不同的学术观点而禁声。
我始终认为，一所大学的生命力在于学术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的探索，才会有学术的繁荣。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思考未来，这是正确的学术价值观。在这个价值观的指引下，我们去思考过去、今天和未来。人民大学具有包容、理性、务实的学术精神，这是一所大学难能可贵的品格。我当年考研究生可以考取中国任何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但是我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在当时肯定是最好的大学，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我深刻地感受到，人民大学有一种自由探讨的学术环境。自由的探索，平等的学术交流，是大学的基本特质。
中国人民大学具有这种的特质和品格，具有学术上的宽容精神。学术上的宽容，对一个学者来说多么重要。人的一生很难一帆风顺，很难做什么事都是正确的，可能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有宽松的环境、包容的精神，需要有回旋的空间。什么叫有容乃大？宽容就是大气，大气和宽容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国家是这样，一所大学是这样，一个人也是这样。一个宽容的人，为什么会得到大家的拥护，是因为他身上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质。如果什么都很苛求，那就会变成孤家寡人，因为谁也不可能穷尽真理。只有宽容，才会吸众家之长，进而才会不断进步。我非常喜欢“倾听”这个词，倾听和包容是有内在联系的，没有包容精神的人是不会倾听的。
我年轻时身上有很多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傲慢。傲慢比骄傲还恶劣，自以为是。后来我认真反思，体会到倾听、宽容的重要性。如果说今天的研究有那么一点点成绩的话，我认为与倾听、吸纳以及包容有密切的关系。我非常喜欢和那些有思想的人交流，哪怕他跟我的观点完全不同。不同的观点，一定有其内在的逻辑。倾听这种不同的逻辑，能够不断地丰富你的理论，让你的思想更加丰厚。
人民大学有很多著名的教授，我们的上一代有很多学术大家，到了我们这一代，少了很多。我们的前辈老师们为人民大学的卓越声誉、学术领先做出了杰出贡献。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人民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现在的地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有数十位各个领域的学术大家，他们是我心中的丰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要考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就是追随他们来的，后来也就离不开人民大学了。

我研究生时代的硕士同学和博士同学，毕业后很多都走向了中央国家机关，有的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为部委的主要领导。上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生毕业，80年代末期拿到博士学位，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非常容易。我研究生学的专业不是金融，是国民经济计划，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毕业的。那个时候，计划经济系就如同今天的财政金融学院一样，是人民大学最著名的系，最好的专业。计划经济系的毕业生大都去了国家计委和宏观经济研究部门。
我喜欢独立思考一些问题，不太接受教条的东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发现计划经济理论不适合于中国，那套理论看起来很美，实际上是乌托邦，是空中楼阁。那时我总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这么贫穷？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很贫穷的，不少人吃不饱饭。当时10亿人中大多数人吃不饱饭。同样是中华民族，同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之后，到2020年我们全面建设成了小康社会！为什么那个时候连饭都吃不饱？
这与道路的选择、制度的选择有根本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让中国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走了一条改革开放和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彻底抛弃了那种约束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改革的核心是要让所有的人有积极性、创造性、有梦想、有追求，这是财富创造之源。我们过去之所以长期处在贫困状态，是因为制度扼杀了财富创造的机制和动能。改革就是要找到财富的源头，寻找创造财富的机制。

二、学术价值观的形成

我再谈谈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重要性。学术研究走不了捷径。《资本论》是我们研究生阶段必须学习的。学习《资本论》给了我们正确的价值观，给了我们严格的逻辑体系。这种严格的逻辑体系，对一个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了深刻的逻辑能力，你就不会动摇，你的内心就像山一样沉稳，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还给了我们一种严谨的学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读了三遍，不读三遍，考试考不过啊。我特别喜欢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一种学风，没有什么功利性。

学术如果被功利所牵引，一定是短视的，容易走弯路、找偏门。学术研究要淡然于心。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努力了就好了，能到哪就到哪”。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有目标但不能不择手段，不能太功利。功利的人生通常招摇于市，那不是人生的真实意义。
人生真道是淡然。努力了，无愧于自己，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你所受的教育。
《资本论》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一种认识世界的正确方法，一种基于严密逻辑的概括力。为什么学术大家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与众不同，觉得有些人非同一般，是因为他们有卓越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有非同寻常的在错综复杂问题面前能迅速捕捉到问题核心的能力。眼前虽然迷雾重重，但他总能看穿这个迷雾，能看到问题的本质。这种洞察力与其高度的概括力以及对问题认识的穿透力有密切的关系。《资本论》给了我们这种能力，这是做学问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伟大时代。你们在座的各位，相当多的都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20世纪80年代，是近现代中国思想解放的伟大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在人民大学除了学《资本论》以外，也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那个年代西方名著涌入中国，大部头看不过来，就看浓缩版的小册子。三、五万字的小册子，很快就能读完。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整套西方经济学经典系列名著，这是我们必读的。人们如饥似渴，看到另外一个精彩的世界，发现原来还有如此一个精彩的世界。广泛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非常重要。我们这个民族不能自我封闭，只有不断的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才能不断前行。
中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走向或者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思想，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吸收人类社会的优秀成果，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才不断进步。

在人民大学研究生阶段，让我初步确立了这样一种价值观，一种有容乃大的学术情怀。我们要总结历史，但不能沉浸在历史之中。总结历史也是昭示未来。我们必须着眼于未来，才会有新的未来。所以，同学们，我想说，“包容”、“吸收”、“倾听”这样一种学术精神非常重要。我们大家一定要在人民大学养成这样一种情怀。
我今天不是来讲思政课的，虽然我刚才讲的具有某些思政课的内容。思政课不能讲得那么硬邦邦、灌输式的，实际上是要从亲身经历中找到接地气的内容。靳诺教授是全国思政课的总负责人，我还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她曾经问我：思政课究竟应该怎么讲？因为她要召集全国思政课的专家们、教授们开会研讨如何讲好思政课。我说，思政课一定是要讲真实的故事、切身的感受，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有主体实践性，不能大话、空话、说教连篇。

三、顺应历史潮流

中国经济社会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复杂。我们必须深入分析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原因，正确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了快速发展。大家可能都知道，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1978年之前的中国是贫困的，甚至是吃不饱饭的。我经常说，贫穷和饥饿成了这个民族最深刻的记忆，也是这个民族最大的噩梦。大家可能不知道贫困和饥饿带给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压迫感，所以，当时的中国必须尽快摆脱这种压迫感。
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穷是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不要这个社会主义。我们要的是富裕的社会主义，要的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必须对过去那种模式、道路、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转折点，堪称“新的遵义会议”，让中国这艘巨轮找到了正确的航向。小平同志有一个划时代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彷徨茫然的时候，我会时常重读这篇讲话，特别在小平同志诞辰或者逝世纪念日，都会看看这篇讲话。我几乎不发朋友圈，但是一年也会发一两条，其中有一条一定是纪念小平同志的，无论是他的诞辰日，还是他的逝世纪念日。每次重读这篇讲话，都会让我震撼，在那样一种环境下，那样一个时代，有如此高瞻远瞩的讲话，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的。当时的中国意识形态环境是非常严酷的，小平同志以他超人的勇气和非凡的智慧，大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他深刻地认识到原来那条路走不下去了。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是我们党的初心啊。从建党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如何让中国强大起来，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但是如果老百姓过不上起码的温饱生活，吃不饱饭，这是有责任的。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问题是，走什么样的经济发展之路，才能让中国发展起来？开始的时候提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明确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改革指什么？指的是市场化改革，这是非常明确的。所有的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方向，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
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必须着力推进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中国金融资源非常贫乏。没有金融资源，经济建设是很困难的。要推动经济增长，首先要有资本。资本来自于金融资源。虽然中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也有丰富的劳动力，但缺乏资本和技术。自然资源不可能自动成为生产要素，它需要一个平台、一种机制，才会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现实力量。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但是中国金融资源匮乏，资本严重不足。1978年底，10亿人口城乡居民储蓄存款210亿人民币，外汇储备16,700万美元，这么微薄的金融资源，何时才能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国家？

今天中国14亿人口，城乡居民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超过100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稳定在32,000亿美元，这和42年前的中国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如若当时只是依赖那么一点点金融资源，不对外开放，到2020年肯定实现不了小康，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对外开放的深远意义。
对外开放主要是向发达国家开放，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在沿海地区设立了许多经济特区，其中，深圳是它们中的杰出代表。经济特区有两个重要功能：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不吸引外资，经济是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
1982年，小平同志专门在北京会见并宴请了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目的就是推动开放、引进外资。近日我也看到了小平同志访问日本的时候对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说，“欢迎你们到中国来投资”，这需要远见卓识和宽大胸怀。
引进外资是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扩大了就业，提升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我们要全面客观地看待引进外资和外资的投资收益。在公平的环境中，在法律的框架内，投资这种商业活动是可以持续的，因为它遵循了市场原则，互惠互利。无偿捐赠可以提倡，但难以持续。互利互惠的机制才会使经济活动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一边是永远的付出，一边是永远受惠，这种模式怎么可能长久？所以，构造一个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很重要。设立沿海经济特区就是要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培养人才、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方法，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走一条从引进到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中国人很聪明，对新技术有时候看一看就会了。但是看一看也得有看的对象。过去我们封闭得太久了，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了解太少。所以，开放很重要，拓展了我们的视野，深知落后的差距和竞争的压力。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内着力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对外是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方法，在实践中培养人才，对内则是着力培育市场经济体制，21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开始形成了中国经济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参与国际分工的大战略。在相当长时期里，在国际分工中，中国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活动来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寻找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追赶目标，不断地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前移。中国人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只要制度给了合适环境，什么样的奇迹中国人都能够创造出来。只要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撬动整个世界。只要思想没有被束缚，手脚没有被捆绑，中华民族就能创造人类的奇迹。很难想象14亿中国人经过40年奋斗，两代人的努力，就将一个贫困的国家建设成了一个上中等收入的国家，我们离发达国家的门槛已经不远了。这是几百年来中国人的梦想。我们之所以不断地接近这个目标，是因为我们走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
2001年12月，中国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即加入WTO。这是中国社会近现代以来第一次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当时学界也好，舆论界也好，都有一些担忧，认为中国加入WTO，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其中包括金融业、保险业过渡期后的开放时间表。加入WTO，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加入WTO后，有明确的责任和义务，其中有一条就是必须严格保护知识产权。那个时代，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这个概念非常淡漠。那时人民大学东门外成批成批的人卖盗版光盘、盗版软件、盗版图书，甚至贩卖假证件。今天，在中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社会开始普遍具有知识产权概念，这是中国社会巨大进步的重要标志。所以，中国加入WTO，对中华民族来说，具有历史意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文明的进程。

从1978年到2001年12月，我们对内着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在法律框架内，吸引外资、吸引技术，但并没有全面地对外开放，只有到2001年12月加入WTO后，才意味着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在加入WTO之前，有人担忧中国民族工业会由此受到严重冲击。的确，从当时市场竞争力角度看，中国经济是缺乏竞争力的。比如说农业，虽然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在规模性、集约性、技术性以及单位产量都不及发达国家。我们的制造业更不能和发达国家竞争。以金融保险为代表的服务业，也不能和发达国家竞争。所以，当时人们非常担忧，加入WTO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那个时候的领导人知道，中国只有走开放之路，才能使中国发展起来，封闭不可能使中国富裕起来，更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以坚定不移地加入了WTO。
20年过去了，中国加入WTO获得了巨大发展。实践证明，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经济一系列指标都是从加入WTO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2001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2100亿美元，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到2001年年底的2100亿美元是一个巨大增长，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那一代人用青春换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经常会去深圳开会、调研。深圳永远是一片热土，思想活跃，每年有很多研讨会，也会到一些企业去看一看，会跟企业家们交流，有外资、台资、港资企业，在那里打工的年青人很辛苦，当然也很快客，但生产环境比较恶劣。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到那里其打工，流水线上作业，一个月收入三、四百块，和他们在农村一个月一、二十块钱相比翻了10倍。我到过一个制鞋厂，味道很大，我说能不能改善一下工人的劳动条件，给他们发个口罩行不行？戴口罩能够消除空气中90%的有害物质对身体的损害。老板没有发，资本有它的贪婪性。实际上发一个口罩成本增加不了多少，但如果不带口罩对工人的伤害就非常大。我说这个故事是想说，从1978年到2001年，外汇储备增加了，但两代年轻人付出了健康代价，自然环境也受到较大污染。
2001年12月加入WTO后，中国的外汇储备以每2~3年上一个新台阶的速度增加。2004年、2009年、2014年分别跨越了一万亿、两万亿、三万亿美元大关。中国金融资产，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刚才我说了，现在居民储蓄存款超过了100万亿人民币，广义货币M2达到220万亿以上，全社会的金融资产大概在500万亿，加入WTO后这20年变化多么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开放，中国经济竞争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中国企业竞争力在和国际大企业的竞争中成长起来了，中国高科技产业也得到了很好发展，因为找到了标杆，知道向什么方向发展。那个时代是一轴多么辉煌的历史画卷，全中国都处在一种万马奔腾的状态。

我讲这个过程，是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是想反复说明这么一个道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除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科技创新、尊重人才等这些重要因素外，很重要的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上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说，和平和发展是未来几十年国际主流趋势，所以80年代中期中国裁军100万，把所有的精力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点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国家竞争力。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虽然也有一些波折，包括波黑战争中美国野蛮轰炸了我驻南使馆，我们对此非常愤慨，但是，我们理性地处理好了这一事件。对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敏感国际关系问题，我们采取了克制和理性的态度，从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会。如果外部环境不好，是很难集中精力搞建设的。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值得总结的经验。

四、正确把握未来趋势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逆全球化的思潮，在一个时期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潮流。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比较高的，2001年12月加入WTO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30%左右，到了2006年，则达到了创纪录的65%，这个比例在大国经济体中是很高的。2007-2008年发生了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外部环境的迅速恶化使中国经济出现了断崖式的衰退。一个经济体如果过度依赖外部环境，外部需求大幅下降时，经济就很难正常运行。2008年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是一项应对国际市场变化的重大举措，对后续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既要重视外部市场拓展，更要重视内部市场的培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们开始重视内部市场的培育，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逐步下降，到2020年下降到32%。32%的对外依存度，在大国经济中仍然是比较高的，美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18.33%，远低于我们。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仍然比较突出，外部需求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逆全球化思潮和之后泛滥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严重恶化了国际环境。特朗普任美国总统之后，这些思潮达到了一个顶峰。这期间，中美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而复杂的变化。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我个人认为，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关系中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我现在还兼任教育部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或许由于这个原因，疫情发生前的几年，我与国际上主要是美国的著名教授有过多次对话，内容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影响，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等，我认为，在对外关系中，平等对话、坦诚理性非诚重要。理性对话，善意地解释中国发展的目的，实事求是地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我去过美国六大智库，也去过美国和欧洲的一些著名大学，和他们的学者有过多场对话，实际上都在说明中国的发展对全球、对美国没有任何威胁，中国的发展给全球发展会带来新的动能，对话和交流主要是传递这样一种信息，中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人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条正确的道路极大地焕发了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中国能不发展起来吗？不要以为过去中国的落后是常态，别以为我们甘愿落后。过去的落后是制度捆住了我们的手脚，思想束缚了我们的头脑，不要以为中华民族就一定是落后的民族。

中国人只要思想解放了，制度放开我们的手脚，就能创造人间奇迹。中华民族是世界优秀的民族。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有多么勤劳，多么渴望摆脱贫困，也不知道中国人多么有智慧。我们过去缺的是一种能激发人们梦想和创造力的制度。
有时候我总在想，为什么小平同志要去美国和日本访问？他老人家看得比我们远。他知道，当时的中国缺什么，需要什么，缺的是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以及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中美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国际社会都在期待。我看到前些天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通话。两国元首的通话，对两国关系的改善是可期待的。我跟一些美国智库的专家们讲，你们可能不知道中国的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对美国是多么友好的，否则我们不会有那么多年轻人到美国去学习，我们对美国没有什么恶意。为什么中国的留学生绝大多数都选择去美国留学，那一定是那里有我们值得学习的东西，包括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等，如果美国都不如我们，还跑到那里去干什么？
本着这样一种善意，我曾在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与美国的一位著名教授有过一次很长的对话，对话进行了2个半小时。346个座位，来了600人，时间是2019年10月15下午，这位著名的教授就是米尔斯海默（注：John J. Mearsheimer）教授，芝加哥大学国际政治学的著名专家。中国人之所以非常忌讳他，是因为他提出了两个让中国人非常不喜欢的观点，一个是“中国威胁论”，一个是“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作为中国人，对这两个观点第一直觉是反感。但作为学者，接下来我在思考，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观点？既然是国际著名的政治学家，他又凭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政客，我希望与他进行理性对话，探个究竟。对话的具体内容在《探讨中国发展之路——吴晓求对话九位国际顶级专家》一书中已收录。我对米尔斯海默教授讲，中国的发展对全球特别是美国没有任何威胁，事实已经说明中国的发展，为全球带来多么大的福利，极大地提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福祉程度。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日常生活用品的80%都是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难道这不是中国人的贡献吗？我们对国际社会的这种贡献，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也提高了我们的收入水平，这就是互惠互利，实现了双赢或多赢，这有什么威胁？中国虽然军事力量有较大提高，但除了一个营的维和部队在非洲，中国在海外没有驻军。我们在墨西哥湾有军事基地吗？当然没有。中国怎么可能给美国带来威胁？中国的军事力量是一种防御性的，但美国的确在南海、东海、西部边境，都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威胁。
中国发展的目标近期是解决温饱问题，远期是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富裕的国家。中国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人民币没有国际化，多数领域的技术水平都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5~10年。我们只是在少数领域领先于世界。我们难以对美国产生什么威胁。今天这里面来了600位听众，99%都是年轻人。我对米尔斯.海默教授说，你看一看，中国年轻一代多么关心中美关系，多么关心关于中美关系的对话。中国年轻一代非常关切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能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不搞对抗。

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我主持了一个重要的分论坛。这个分论坛的主题是中美关系，是中美两个国家七位学者的对话。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亲自做开幕致辞，可见其重要性。在这个分论坛上，中国有5位专家，美国有两位非常有代表性的专家，其中一位就是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美国前财长，曾任哈佛大学校长。还有一位波士顿全球咨询集团主席，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专家。因为对话涉及到中美关系这样的敏感话题，作为主持人，我专门请萨默斯重点讲一讲中美关系的未来，以及如何解决中美之间的重大分歧。他的发言很精彩，核心点是美中两个国家不要相互猜忌，不要希望对方衰败。他认为，美中两个国家都应该发展，美中两国的繁荣发展，对两国和世界都是有利的。坦率地讲，我高度认可这个看法，我希望中美两个国家都能够繁荣发展，实现互利、互通、互惠。论坛即将结束时，我对萨默斯教授讲，希望你能把这些看法讲给拜登总统听，曾培炎副总理已经在线上听到了这个观点。我始终认为，正确处理好中美关系，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中美关系现在处在一个敏感复杂时期，外部压力似乎也越来越大。我们要用智慧和耐心去化解这些困难，营造一个对中国未来发展有利的良好外部环境。我不是国际问题专家，我对外交学没有任何研究，但是我有常识。我认为，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首先我们必须坚守底线，在国际关系中有些是不能谈的，有些是可以谈的，交易是一种重要机制。2001年12月加入WTO，是一个好的案例。如果我们当时不接受一些当时看来苛刻的条件，我们可能就难以加入WTO。战略是最高的利益，剩下的都可以通过交易、妥协、让步来解决，以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战略面前，小利小惠都要让路。但有一些是不能谈的，比如台湾问题是不能谈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国人的底线，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是没有任何谈判余地的。就像当年小平同志和撒切尔夫人谈判一样，主权问题不能谈。香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地要回归中国，这还要谈吗？只能谈过渡期如何安排，如何有序地过渡回来。主权问题不能碰，这是中国人的底线。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发展仍然需要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
2020年初，新冠疫情来了。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以为是SARS的翻版，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新冠疫情会对世界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中国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控制了疫情的漫延，今天这么多人可以济济一堂，这是我们的荣幸。但要知道，疫情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刻的、长远的。

首先引起了我们思考的是国家经济安全。疫情初期，人们很恐慌，因为连基本的防御工具比如说口罩都缺乏。戴口罩在防范疫情时有90%的效率。有个宣传画专门介绍了戴口罩的重要性，一米之内，两个人都不戴口罩，感染率90%。一个人戴口罩、一个人不戴口罩，传染率50%。当两个人都戴口罩，感染率只有10%，可见口罩对防范疫情的重要性。但是，当时很多国家缺乏口罩，我们国家在疫情发生初期，口罩也出现了短缺。在正常时期，口罩是一种非常平常的物品，可是在疫情之初却涉及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口罩紧缺，相对容易解决，很快就能生产出来，但有些产品由于有很高的技术门槛，比如说芯片，就是一个很大问题。芯片不像口罩那样能很快地生产出来，它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能力的集中体现，是现代工业化能力的集大成，不是短期攻关能解决的，即使现在加大科研攻关投入，要很快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很难的。
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底线思维很重要。华为为什么值得大家学习？是因为它有底线思维。虽然现在华为也碰到一些困难，但由于它有战略思维、底线思维，别人断供了，华为还能生存下去。它有辅助系统或者备份系统。国家也应思考，当面临外部世界卡脖子时，社会能不能继续运行下去？我们已经进入到信息化的社会，芯片断供了，社会可能很快会退回到落后的状态，这就是卡脖子带来的风险。这是这次疫情和中美关系严重恶化之后带给我们的一个警示。我们必须要有战略视野和底线思维。
中国人是善良的。我们以为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就能解决我们所不能生产的产品。国际贸易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基础上国际间的经济活动。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通过国际贸易机制继而获得比较利益。我不能生产的或生产成本相对高的产品，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机制来解决，但是，国际贸易在特定环境下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而扭曲，这显然违背了经济的基本规律，也背离了常识。在今天，国际经济活动常常失去理性，违背常识。芯片就是一个案例。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必须根据这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调整我们的发展战略。中央提出了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就是基于国内外形势的这种变化所作出的科学判断。

五、如何理解新发展格局

我们先讲新发展格局。对新发展格局我们要做正确的解读。新发展格局，意味着新的发展目标，新的更复杂的发展环境。新发展格局内涵丰富，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我们要深刻理解新发展格局的实质内涵，才能制定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策。
我理解新发展格局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新发展目标，且是多元目标。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到2050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目标很明确。新时期新发展格局，第一个也是发展目标。不过因为面临复杂环境，发展目标变得多元了。但是在多元发展目标中，首要的目标还是经济发展目标，这个经济发展目标就是到2035年把中国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
中央关于2035年远景发展规划作了系统阐述，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2035年要把中国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这一中长期目标。2020年中国全面实现了小康社会，这是人类社会的伟大成绩。但是，实现小康社会只是我们的初级目标，我们还有更高的新目标。把中国建设成发达国家，是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奋斗目标。2020年中国人均GDP大约11,000美元，经过15年的努力，要从人均GDP11,000美元跨进发达国家门槛继而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努力进入或接近发达国家的门槛，发达国家的经济门槛过去一般认为是13000美元，现在一般认为是人均GDP 15,000美元。学界普遍认为，中等发达国家是有标杆的，也就是今天葡萄牙、西班牙的水平，即人均GDP25,00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25,000美元。如果这一目标可以实现，那么到那个时候，中国经济规模将达到35万亿美元，大约是今天美国GDP规模的1.5倍。当然如果从人均水平看，还只是今天美国的40%。
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还有其它社会性指标，人均 GDP只是其中最基础、最核心的指标。不要简单认为高收入国家就是发达国家。为什么国际上并没有把中东那些富裕国家列入发达国家？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是国际社会一般不认为它们是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还有其他社会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的文明程度、生态环境、法治水平、人均预期寿命、贫富差距、教育普及率、医疗保障、创新能力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等等。
从综合指标看，我们在很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但经济发展是枢纽，是最核心的目标。

经济发展目标中的第二层含义，是“双碳”目标，即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需求，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标准，是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我们必须以此来设计好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
“双碳”目标本质上是一种约束条件。它意味着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重大转型，意味着能源结构的重大调整，本质上是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是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是社会运行方式的巨大变化。
“双碳”目标的实现进程要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不要希望一夜之间就能达到。中国目前只是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不是一个富裕国家，我们只能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调整我们的能源结构。现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不顾客观实际，急于求成，北方有些地方冬天取暖都有困难。冬天来了，北方很冷，老百姓何尝不想用新能源来取暖？但收入水平低，没有这个条件，老百姓正常的生活还是很重要的。
我常想，让人们过上安心的生活，比什么都重要，比面子工程重要得多。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一个朋友发给我的，纽约市政府在处理“摆摊儿”的问题上是怎么做的。国际大都市都有一个形象问题，有人说要通过法案把摆地摊的现象取缔掉。据说纽约有3000个摊贩，布隆伯格说这3000个摊贩如果取缔了，那就意味着3000个家庭的生活会有困难。他们如果生活得很好，是不会来摆地摊的，一定是生活所迫。后来议会就没有通过这个取缔地摊的法案，还是让他们去摆地摊。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政策的价值取向还是要鼓励大家去创业，而不是躺平，不是被动地等政府救济。我们必须让所有人在其能力范围内为其生存而努力。我始终认为，让人们能安心的生活是一切政策的指引，不要追求表面上的光鲜。我的意思是说，像摆地摊这种事有其存在的价值，也有其存在的正当性。除非社会特别富裕，将所有低收入阶层都可以养起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都养不起，中国现在能养得起吗？养不起啊。所以，“双碳”目标的实现要循序渐进，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的前行，但是，不能急于求成。
一个时期以来，听说一些地方现在拉闸限电了，这让我很吃惊。我原认为，中国拉闸限电的历史已经结束了。节约能源是一种值得倡导的绿色行为。它和拉闸限电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经济现象。拉闸限电意味着过去一个时期有一些事情做过头了，包括如何解决多余的供给存量，如何看待能源结构的调整，急于求成。我们国家有一个现象常常发生，就是急于求成。中央所确立的目标都是站在未来战略的角度提出来的，是我们长期奋斗的目标，不是短期目标，不是说明天就要实现的目标，但目标一提出，不少地方就开始表态，然后层层加码，一个好端端的政策偏离了它的初衷，老百姓很有意见。
“双碳”目标是未来新发展格局中新目标的第二层含义，意味着我们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科技进步、创新引领就变得特别重要。

新发展目标中第三个重要元素，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从本质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改革开放的目标。改革开放不是要走极端两极分化的道路，那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又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我们要客观、理性地看待这种现象。在未来发展中，共同富裕这个目标是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重点。必须强调，共同富裕决不是搞平均主义，决不是“均贫富”，决不是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的存量财富巧取豪夺。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建立在财富不断创造的基础上的。没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创造，就没有共同富裕的财富基础。这里有一个正确理解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的关系问题。
首先必须对国情有一个正确认知。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富裕国家，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只是一个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上中等收入国家。鼓励人们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国家竞争力，是我们的根本目标。我们必须保护好创造财富机制，我们要构建一种有效机制，让财富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
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解。有了正确的理解，我们才会保护那些激励财富创造的机制。在亚当.斯密之前，经济学家们没有正确阐释财富的创造机制。亚当.斯密被称为“古典经济学之父”。他的《国富论》1776年出版，研究了10年。《国富论》之前的亚当.斯密，是一位哲学家，写了著名的《道德情操论》，在他36岁的时候出版了这本哲学著作，53岁的时候出版了《国富论》。这两部著作的价值观值得人们研究。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他提倡“利他”的价值观，在《国富论》中，他又认为“利己”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他说，利己主义是一朵“罪恶的花”，但却结出了“美丽的果”。在亚当.斯密之前，重农主义、重商主义都没正确阐释财富的创造机制。财富的创造有几个基本要点，这些要点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元素。比如说，自由的市场，为交易创造了条件，而交易的前提是分工，所以，分工是财富之源。有了分工才有交易，交易是以自由市场为前提的。他认为，分工、自由市场和交易是财富创造的核心机制。同时也强调资本的价值，重视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应该说，他的这些观点把财富创造的基本元素第一次比较科学的概括出来了。后来的学者包括大卫李嘉图等，拓展了分工范围，强调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对一国财富创造所具有的巨大作用。经济学在不断地发展，经济学家们意识到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认为，技术进步是财富创造的加速器。看看现代金融理论中关于资产定价的影响因子就很清楚。从经典到现代，资产定价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技术进步在今天是最重要的变量，是资产定价最重要的影响因子。
我刚才说这一段话是想说明什么呢？是想强调财富创造的基本元素的重要性及其变化，揭示财富创造的制度平台是什么。为什么计划经济制度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是因为没有自由的市场，没有创造财富的激励机制。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本质上是财富创造之源。亚当.斯密这个观点与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主张的利他主义至少在形式上是不一样的。有学者认为，他的内心是冲突的。从哲学意义上他强调利他主义，每个人不能只为自己，要考虑外部性，要服务于社会。但经济活动是需要激励的，没有激励就没有创造财富的动能。所以，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是一朵“有毒的花“，但却结出了“美丽的果”，因为财富在源源不断地创造，社会也在不断地进步。

我们要深刻理解财富形成过程这一系列机制设计的重要性和内在关系。如果不从基本逻辑出发，只是从道德或高尚目标出发，经济活动是很难进行的。社会发展需要高尚目标的指引，但经济活动又必须基于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为什么激励机制很重要？这是基于经济人的假设。这种假设符合经济活动的现实特征。
诚然，人们对利益的追求都必须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任何违背法律规范的对利益的追求，就不仅仅是“有毒的花”，而是“要命的果”。一般意义上，人类社会应当提倡个人对利益的追求不能突破道德的底线。这种源源不断的财富创造，才是社会共同富裕丰盈的基础。
在中国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应当让社会成员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福利成果，为此，必须在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内的分配环节中，充分体现分配的公平性。要让社会成员都能感受到经济发展的福利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这是未来政策设计的基本出发点。我们要特别重视再分配政策的设计，对低收入阶层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今天的中国已经全面实现了小康，如何防止局部返贫，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我们的公共产品做得并不很好，很多的中低收入阶层只要生一场大病，就返贫了。中国的医疗环境很恶劣，一场大病，就是人生的灾难。医疗环节那么多，费用那么高，普通人怎么受得了。即使一个小病，也要做各种检查，不断地折腾人。有时候我在想，不折腾，行不行啊？医生振振有词，说不做这个检查就不知道你的病因，吓唬人。如果真的有大病了，那就真的返贫了。中国社会有一些人是需要救济的，再分配要对低收入群体特别是生活困难的人要予以救济和帮助，要让每一个人都能正常生活，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底线。比如，我们必须做到让每一个农村家庭的小孩都能上学，这就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政府必须提供。实现共同富裕，从救济和帮助低收入和生活困难群体开始。
共同富裕不是对存量财富的制度性平均，实质上是对贫困阶层能力的再造。社会有责任为低收入和生活困难群体的能力再造提供条件。我们有时候过多地关注存量财富何去何从。一、二次分配特别重要，是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的重点，但是，今天中国社会过度地解读第三次分配，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理解。在现代社会，第三次分配很重要，希望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为社会作出更多贡献，用道德的感召力让富人们感恩于社会，这是一种价值倡导。但政策的重点显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尤其是再分配对社会公平的实现很重要。通过再分配，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让社会所有成员具有新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就像过去的扶贫一样。扶贫不是捐钱，而是要通过社会的帮助提高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能力，通过能力提升来创造财富，摆脱贫困，这是扶贫的关键。能力再造，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通过救济、补助、转移支付、专业培训以及高质量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点。

当前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有三个：第一是教育，第二是医疗，第三是住房。每个年轻的家庭都面临着这三重压力，这是人生的“三座大山”。首先是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中国教育总体上看太功利，有一句话我不太喜欢，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父母们都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小孩从2岁开始一直到18岁上大学都奔波在各种培训班上，在座的各位有的可能经历了这些阶段少年儿童时代的成长要更多地与大自然接触，从这个培训班到那个培训班，一星期七、八个培训班，从网球到钢琴，从书法到奥数，什么都学，总想培养全才。这种教育是多么功利。人的智力和潜能可以开发，但开发过度了就欲速则不达。我见过一个三岁的小孩，能背唐诗300首。若干年后，你发现他和平常人完全一样。家长认为他是天才，未来一定是文学家，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再让他背一背，差不多都忘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接受教育和知识是循序渐进的，急功近利不可取。
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人挺好，或许未来还真能有所成就。教育不能功利化，要让少年儿童回归自然，这是最好的教育。
一个时期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渗透到高等教育，办独立学院，并以此牟利，我非常反对甚至厌恶。我曾经做过一家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同时兼关联交易委员会的主席，有一个民营企业家是这家银行的股东和董事，他要从这家银行贷款办独立学院。首先这笔贷款是关联交易，我对关联交易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关联交易有可能损害公平原则并存在潜在风险。包商银行问题之一就是对关联交易缺乏穿透式监管和约束。除了关联交易外，我还详细询问了这笔贷款的用途，这位企业家说，他要在北京某著名大学办一个独立学院，并描绘了盈利的前景。当场我就表示不同意这笔贷款，拒绝签字。本来关联交易就非常勉强了，还要用这笔以股权为抵押套来的贷款去办独立学院，以此发财牟利，我坚决反对。有些钱是不能赚的。以学科知识为基础的教育的钱不能挣，病人的钱更不能挣，那是要命的钱。让民用资本去办医院，赚病人病急乱投医的钱，这就是黑心钱，击穿了道德的基本底线。中国医院体系据说有一个“莆田系”，靠办医院发了财，靠人命发财，有何意义？这和敲诈勒索也没有什么差别。人得了重病的时候是缺乏理性的，为了能生存下去，他会倾其所有。我没有同意这笔办独立学院的贷款，这位企业家不断攻关，我就是不签字。过了几年我辞任了，他的这笔贷款也就下来了。
前些天，我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给中青年班讲了一场课，核心内容是讲教育的重要性。告诉他们，教师不简单是一种职业，也不仅仅是饭碗，把教育看成饭碗，低估了教育的重要性和责任感。教师是一种责任。现代社会有四种职业是社会的基石，一是教师，它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有干净的灵魂，张桂梅老师是老师的杰出代表。学生是老师的影子，教育好了，国家和民族就有希望。二是医生。医生这个职业人命关天。医生要有良心和对生命的高度尊重。三是法官，法官的职责是维系社会的底线，因而，要有正义之心。如果法官以损害公平正义而谋利，这个社会就会陷入无底的黑洞，人民就会绝望。法官的沦落是最严重的恶。海南高院有位女副院长，谁给钱她就帮谁赢，当属罪大恶极。四是军人。军人是国家的铁骨钢筋，应有凛然之气。这四种职业不是饭碗，是责任。

很庆幸，人民大学没有合并任何一所大学，更没有办独立院校。我赞成社会资本支持中国高等教育或大学中某一个学科的发展，大学应当给支持大学发展或学科建设的企业家相应的社会荣誉，但是不能搞成资本投资，不可以有盈利的动机。支持教育是一项高尚的事业，没有直接利润回报。曹德旺先生捐了100个亿办大学，没有听说他要什么回报。我赞赏这样一种资本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大学的企业家。当然，大学应该对这些捐赠人高度的尊重。对教育的捐赠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而不是强制性义务。大学应当对所有捐赠者保持高度的敬意。
我们要正确地理解共同富裕，要正确理解今天的中国。中国还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我们还必须努力奋斗，共同奋斗是共同富裕的价值基础，共同富裕是全中国人奋斗后的结果。共同富裕绝不是搞平均主义。均贫富也好，平均主义也好，一定会使中国陷入贫困。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防止由于贫富差距过大而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应是政策设计必须考虑的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今天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是0.47，与美国相近。而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55，贫富差距过大。所以，当前的确有必要考虑如何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基础上，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共同富裕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说过，通过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实践中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2006年1月1日，我们取消了具有千年历史的农业税，卸下了农民的负担，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安排。在改革开放的40年多年中，我们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在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努力。
大家都学过高等数学，如果目标是三元的，这个求解方程式是复杂的，需要多元方程组才可能有解。目标的多样性给未来的路径设计带来巨大困难和挑战。因为必须考虑三元目标的均衡性。我们经常是“既要…、又要…、还要…”，三元目标，解起来很复杂，这需要强大的能力和足够的智慧。

新发展格局的第二层含义，是战略目标的调整。刚才讲了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中国金融资源非常贫乏，技术落后，收入水平低，所以开放的重点是吸引了外资，引进技术，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方法，走国际经济大循环之路，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我认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仍然是当前中国重要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要努力拓展内部市场，启动内部需求，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2020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32%，与2006年65%的对外依存度相比下降了很多，这种下降表示中国经济内生性力量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内生性特征日益明显，内生性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本来源。中国是个大国，既要基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又要不断拓展国际市场，因此我们提出了“双循环”发展战略。“双循环”发展战略是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变化所做的科学判断。“双循环”战略有两个要点很重要：一是内循环和外循环协调发展，二是内循环为主。
对“双循环”战略的理解，不要出现误读，不要像有些人把共同富裕解读成均贫富、平均主义和存量资产均等化。对“双循环”战略，有一些人理解成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不重要了，以为内循环为主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干，甚至有些人想回归传统计划经济模式，有些人认为要大幅度提高政府在配置资源中的比重，有些人以为要回归自然经济模式，万事不求人，自我发展。我不认为这些理解是正确的。“双循环”战略是新时期更大范围、更深层的改革开放，决不是回归计划经济老路。为什么说“双循环”战略是更深层、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是因为内循环为主，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内部市场，提升内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如何才能提升内部需求、拓展内部市场呢？只有深化市场化改革才能实现。
经济增长的内部需求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投资需求。投资需求要成为内循环的重要支撑，就必须激发所有资本都要有投资的积极性，对未来要有良好的预期，投资环境要有极大改善，要让所有社会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都要有投资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善营商环境，改革开放的政策必须稳定，这样他们才会有信心投资。没有信心、没有预期，资本是不会投资的。如果政策多变，预期紊乱，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资本就不会投资。所以，投资需求的增长意味着政策要让所有的投资者都有稳定的预期。这不是更高的要求吗？这就要求政府职能转型，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企业，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经济发展，这样才能激发投资动能，投资需求才会成为内循环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二是消费需求。消费需求要成为内循环发展的重要动力，首先必须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不提高，消费需求是不可能增加的。不仅如此，社会保障还要不断完善，要让老百姓对未来基本无忧，如果老百姓对未来很忧虑，是难以提升消费的。既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又要改善社会保障体系，这难道不是更大、更深层的改革吗？
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还要作结构性分析。要分析富人、高收入群体、上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低收人群体的边际消费率。富人收入的增加对消费市场的扩大影响极小，他们的边际消费率几乎是零。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率会比较高，有利于消费需求的提高。不同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一样。分析的结论表明，未来的政策重点是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这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匹配的。
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呢？看看全社会的就业结构就非常清楚。刘鹤副总理讲了民营经济的“五六七八九”的贡献，民营经济在经济增长贡献率、收入、税收和就业等方面分别做出了“五六七八九”的贡献。最近我看到一组数据，2020年国家税收收入，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的贡献率24.6%，外资企业16%，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民营经济，贡献了59.4%，民营经济对吸收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超过90%。从中可以看得出来，要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促进包括国有经济、外资和民营经济全方位的发展。过去有一段时间，有舆论想遏制民营经济的发展，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可以退场了。民营经济退场了，就业怎么办？怎么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只有通过发展经济，让包括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内的所有经济体都有积极性，才能稳住就业，才能不断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千万不要指望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靠政府转移支付来完成，这是不现实的。中国还远没有到福利国家水平，只是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没有这个财力。从社会价值取向上说，我们要鼓励人们去创业，去创造财富，这样既提高了自己的收入，也为社会做了贡献。这难道不是新时期更深、更全面的改革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双循环”的发展战略。

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必须扩大开放。双循环是内循环与外循环的有机结合，是不可分割的。这其中，包含了必须重视外循环的巨大作用。外部市场对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十分重要，在新的发展历史时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外循环之所以很重要，除了是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外，还具有“标杆”引领的作用。新时期我们正在形成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例如，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等。这些新的发展战略，实际上都存在一个内循环与外循环的有效转化。为什么在海南要建国际自由贸易港?这难道不是新时期更大的开放吗？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新时期最大的开放。但略有遗憾的是，海南自由贸易港这样一个宏伟目标，似乎还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进展。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到深圳画了一个圈，建设深圳经济特区，中央只给目标，剩下的就是自己探索。深圳经过几十年的艰难探索和改革开放，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有一批有胆略的、有思想、有情怀、有干劲、有目标的探索者，他们提着脑袋干，中央只给方向和目标，没有说具体怎么干，前面都是没有走过这个路，只能创造性地探索。现在海南要建国际自由贸易港。怎么建？既要有正确的认知，更要有胆略。这其中可能会走弯路，社会要有容错机制。谁也不可能不走弯路，这么复杂的事怎么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既要有智慧，还要有提着脑袋干的气魄。现在这种闯将很少了。今天的社会要为干事的人提供宽松的环境，探索的政策，容错的机制。对前面从未走过的路，走一些弯路是正常的。
今天听课的可能有来自海南的同学，不知你们有何体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基础是什么？应走什么样的路？向谁学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未来的产业重点是什么？这些都要深入研究。两年前，海南自贸大讲堂要请我要去作一次公益性讲座，听众主要是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公务员。我当然想去讲，但是我怕我讲的他们领导不爱听，口径可能不一样，想想还是没有答应去讲，不想给主办方添麻烦，不想影响他们的仕途。后来有一次到海南开会，有机会与有关领导和专家交流，谈及海南自贸港如何发展。我说，首先要思考什么样的环境能吸引资本和人才来海南。营商环境和政策条件一定要和内地不一样的，如果和内地一样，资本就不会来，人才也不会来。当年的深圳为什么资本和人才都来了？是因为深圳有很多独特条件，所以，资本和人才就来了，技术也来了。现代经济的三要素都来了，经济怎么能不发展？海南必须营造国际自贸港的环境，不能老说“八不准”，我不是说“八不准”不对，但是不合时宜，来海南有“八不准”，资本、人才就不来了。要让人们感到，海南是实现理想的天堂。要有与国际自贸港相匹配的基础环境，首先是要有独特的法律体系，要有独立的税法，国际自贸港的运行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独立的税法全国人大已经通过了。现在还有很多规则要调整，观念要调整，要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我和他们说，除了一条必须坚持，剩下的都可以探索。哪一条必须坚持？你们猜猜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其他的都可以探索。有一个专家说，能不能再加一条，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看了看他说了一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难道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吗？小平同志当年就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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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中第三个重要内容就是路径选择。有了目标，有了战略，剩下的就是路径的选择。新时期我们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走科技创新之路。过去的那种路走不下去了，资源和自然环境难以承受，所以，科技革命、创新引领非常重要。为什么提倡创新，因为新时期路径选择的核心是创新。创新中重要的是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创新是需要环境支撑的，创新从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什么样的环境适合创新？肯定是宽松、和谐、安心的环境，没有什么紧箍咒。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都需要宽松的环境和容错的机制。有一个时期对科研人员管的很严，不允许理工科院校的技术专家、科学家办公司，做技术顾问。对科技人员创业还是要鼓励的，硅谷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科技创新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我们在这方面需要改进。

六、新发展格局中金融的作用
在新发展格局下，金融能做什么？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在哪里？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性需求，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升级换代，这是中国金融的根本任务。
新发展格局中，中国经济的转型必须走科技创新之路。大家知道，从新技术到新产业的转型充满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或者风险，超越了单个资本和科技专家的承受能力。因此，社会需要创造一种机制，让创业的风险分散开来，并能有效地将新技术孵化成新产业、新产品。这需要创造一系列制度安排，其中金融制度创新特别重要。
我们经常会说硅谷的奇迹。硅谷的奇迹既是技术的奇迹，更是金融的奇迹。离开了金融创新，硅谷难成硅谷；离开了金融创新，新技术成为新产业的难度和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基于产业技术特点的不同，不同时代会形成不同的金融模式。金融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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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源自于实体经济的需求。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金融必须通过改革去推动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的升级换代，推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这样才能整体上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才能有利于“卡脖子”问题的缓解。
曾经有人倡议“卡脖子”技术应由政府来投资，采取“新举国体制”。我个人认为，“新举国体制”在这类技术创新领域效率可能会比较低。我们必须重视市场的力量，重视现代金融的作用。对“卡脖子”领域，有效的方法可能是：国家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技术进步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一定与国家是否直接投资有关系，而是与机制密切相关。这种机制的重点就是要形成多样性的金融业态。我们必须对中国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新资本业态。基于现代金融结构的新资本业态，能够更好地孵化高新技术企业。资本市场具有多样性，通常认知的资本市场，只是证券化资产的交易市场、二级市场，如沪深交易所以及刚刚成立的北交所。这种以交易为主要功能的二级市场，是以上市公司的成长和结构转型为基础的。上市公司的结构转型，标志是高科技企业渐近占主导。上市公司的结构转型又以资本市场前端资本业态的蓬勃发展为前提。资本市场前端的新资本业态，具体形态包括推动创新企业走出死亡谷阶段的天使基金，还包括VC/PE，以及各类并购重组基金，最后才是IPO，进入资本市场进行交易。这就是新资本业态链，这就是金融创新。对传统金融来说，新资本业态就是巨大的创新。如果没有这些金融创新，中国的科技创新以及从新科技到新产业怎么转化？
金融创新要服务于国家战略。与国家战略层面相适应，中国金融改革有三大重点：
第一，金融结构的市场化。这是中国金融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金融结构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金融“脱媒”。金融“脱媒”理论是金融专业研究生必须熟知的理论。只有通过“脱媒”理论，才能深刻理解中国金融结构性变革的原因，才能理解金融功能深化理论，才能理解什么是现代金融体系。如果脱媒理论不熟知，对金融功能理论以及金融的结构性变革和现代金融体系，是理解不透的。同学们一定要找有关著作认真读一读金融脱媒理论的由来。金融“脱媒”的结果是（投）融资活动的去中介化，或者说（投）融资活动的市场化。金融“脱媒”过程将推动金融两大功能的根本转型：一是从融资端看，融资活动渐趋市场化。融资的市场化对融资者来说有几个新变化：①融资成本相对低；②可以根据资本结构要求和产业及企业的周期性特征，自由地调整融资方式，以形成合理的资本结构；③具有抗周期性功能，特别可以有效规避政策周期对企业带来的冲击和风险。
二是从资产端看，金融“脱媒”的结果是为社会提供了多元化的资产选择。中国正在向发达国家迈进，居民收入水平在不断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有强烈的财富和资产配置要求。消费后的剩余收入必须配置相应的资产。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时候，不少人选择的是不动产，所以过去一个时期，房价涨得很快与此有关。一个时期，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在加速，另一方面也映射出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可供配置的金融资产太少。所以，中国金融必须进行以“脱媒”为基础的结构性改革，目的是要给社会提供多样化的、可以自由组合的且具有相应流动性的资产。
现代市场经济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自由选择权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不受到任何制度性因素的约束。有了人民币就可以购买除法律规定以外的任何消费品，任何主体不能对此进行限制，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二是，投资者对投资品的自由选择权，这都是衡量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我们在这个方面相对不足，投资者对资产投资的选择权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约束。所以，我们还不是发达市场经济。为此，必须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保障投资者对多样化金融资产的选择权。金融“脱媒”分别从融资端和资产端，大幅度提升了金融的功能和效率，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些人不适应金融“脱媒”所带来的金融市场化，认为过度市场化必然带来风险，市场越大，风险越大。实际上，市场越大，风险越小，因为它提供了有效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是风险规避最重要的机制。以为没有市场，没有证券化资产的金融体系就没有风险，这是一种落后的风险观。实际上，这种金融结构下的风险是在不断累积，潜在风险越来越大。

第二，金融业态的科技化。传统金融的服务是有限的，不可能实现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为什么传统金融难以实现普惠性，是因为传统金融对其长尾客户的信用难以甄别。传统金融有其成熟的信用甄别手段和标准，但是这些手段和标准对小客户、小微企业的信用，是无法甄别的。信用是金融的生命线，风险是信用的函数。有什么样的信用，就有什么样的风险。风险是资产定价的基础。为了扩大金融服务面，就必须拓展长尾客户的信用甄别能力。传统金融的信用甄别机制之所以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是因为传统金融信用甄别标准很物理化，比如收入水平、资产负债表、资产规模、社会影响力、家庭背景等，这些都是有形的，有些长尾客户可能满足不了这些标准，可是他们应当获得与其信用相匹配的金融服务，这就需要通过新技术的引入才能解决这些长尾客户的信用甄别问题。所以，金融科技的进步，核心是提升传统金融的信用甄别能力，以提升金融的功能，扩大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普惠性金融的核心是所有社会成员，无论是贫富差距，无论企业大小，都能够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不是口号，金融企业也是企业，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市场，不能在不了解其信用能力状态下就提供贷款服务，在不清楚其信息条件下就发行股票，这是不可以的。金融必须把风险内置其中。怎么解决信用甄别问题？只有通过科技手段，这里大数据非常重要。通过大数据可以判别你是否具有履约能力。有专家告诉我，他们正在创新一种技术，把人脸识别做成大数据样本，将眼神、轮廓、微笑的表情以及讲话的声音等要素综合在一起，可以有效识别这个人有没有信用。他说这个实验是有效的，有效率在99%。科技与金融的结合，的确会引发金融革命。
第三，金融活动的国际化。国际化，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牵引。中国金融现在没有完全实现国际化，只是局部的对外开放，有几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和管道。中国金融国际化有两个目标或标志：一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二是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目标是构建全球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人民币国际化的起点是，人民币可自由交易的改革。我们在这方面探索了20多年。2015年“8·11”汇改，是一次重大改革，已经过去六年了，现在似乎还在原地踏步。关于“8·11”汇改，需要作全面深入地研究。但它给我的一个深刻启示，就是要让社会对人民币有信用，对中国经济有信用，对中国的法制有信心。我们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的法制建设，要让人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日元在国际化的时候，日本人以及日本的企业并没出现大量抛售日元换取美元的现象。现在，日元与美元汇率处在相对稳定阶段。让所有的人有信心、有预期非常重要。对中国金融而言，开放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是我多年来的目标。我在2001年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写道，把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亦即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交易中心，全球重要的财富管理中心之一，是我一生的梦想。要实现这个梦想，人民币必须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经济要有竞争力，要不断创新。更重要的是，法制要有根本性进步，社会要有良好的契约精神，市场要有足够的透明度，要爱护人民币的长期信用。如果有一天，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15%，人民币实现了完全可自由交易，可以说实现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新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就不远了。到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应该说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我曾经在澳门金融论坛上有一个演讲，提出中国金融的国际化过程也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国金融实现了国际化，中国社会也就实现了现代化。在座的各位，你们有责任将中国金融开放向前推进，到2035年希望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伟大目标的实现。谢谢大家！

主持人庄毓敏院长

刚才三个小时的讲座，吴老师没有喝一口水，一气呵成。吴老师从国家“十四五”规划到2035国家发展新目标、新阶段、新任务、新格局，从这样一个大的主线，非常深刻、非常透彻的分析了未来中国实现目标的主要方针和政策。同时还讲了中国金融改革的任务，面临的困难，资本市场如何建设，科技和金融融合的重要性，贯穿到国家未来的新发展格局中，为未来同学们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大框架。这是一场重要的引领性一课，有很深的思想启发性。你们现在可能很难领略其中的深刻含义，未来还有几年时间，慢慢去琢磨。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习吴老师的研究方法。
今天的第一课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吴老师。

来源：人大重阳（微信号｜rdcy2013）

注：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国内金融市场在全球化、自由化、工程化和资产证券化等方面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些变化对金融专业人士了解中国市场兼具国际视野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为了在新环境下保持和发展企业竞争优势，明尚夙达的经理人和企业管理者对学习金融相关业务的知识结构、管理方法、融入全球化发展战略产生了迫切的需求。

2013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与加拿大女王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级金融硕士学位项目获得教育部批准，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领域第一个获得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